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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在早年创业过程中，我们没有技术，也没有背景，也没有资金，我们就是有诚信，帮助别人卖机器，中间得一些佣金，这样发展起来。当我们发展得太好以后，对方就不再给我们货物，怕我们把市场占领了，逼着我们自己做科研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就逐渐把资金投入到科研中去。

不过，对垄断行为进行监管的公共政策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。传统上，对垄断的判定往往根据企业的市场占有率。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明文规定，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标准，就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。另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标准，但通过法院判例来确立。然而，反垄断的实践发现，单靠市场占有率判断垄断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，并不能有效地达到促进竞争、提高效率、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。相反，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·施蒂格勒所说，即使某一市场只有一家企业，潜在的进入者也能够构成对垄断企业的竞争威胁，迫使后者努力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，否则就会面临被潜在竞争者击败的危险。这样，对垄断的判定逐渐地不再依据企业的市场地位，而要看企业是否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压制或损害竞争，法律转向禁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当行为。

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，几年以前有五家德国的汽车生产商和中国的教育部，和德国的一家专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作的机构，我们做了一个项目，现在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对劳动力的要求应该成为一种标准，我们现在在中国有25家试点学校，来培养技术方面的内容，包括软技能，同时也会有来自职校、技校的老师做培训，给他们提供培训。每一家汽车厂商来负责一块，最后我们会有一个评估，我们会和德国的一个科技学院合作，现在已经搞了有大概6-7年时间了，这里面很多年轻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学业，得到了认证，是德国承认的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统一的模式，但是我们有一个风险，我们给他们培训，他们后边可能会有找到其他合适的工作，这就是一个风险，但是我知道他们还是都留下来了，这是我们和中国政府、机构合作的一个项目。

据法新社报道，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爱丽丝·威尔斯21日警告巴基斯坦称，如果中国持续在巴基斯坦推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，巴基斯坦“将面临长期经济伤害，从中获得的回报微不足道”。她说，中巴经济走廊并非援助，“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只对中国有利，美国能够提供更好的模式”。

“疫情发生后，我们在海外采购了几百万的防护物资捐赠到国内，捐赠快落地的时候领导说准备一下披露公告。”一家披露捐赠信息的上市公司证券部人士告诉记者。众多捐赠公告展现了A股上市公司在疫情之下的八方驰援，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，上市公司的驰援并不止于公告披露的情况。

汇丰晋信基金总经理王栋表示，从过去10年的发展来看，由于刚兑文化的存在以及投资者对于风险认识的不足，导致基金业产品结构逐渐偏向固定收益产品，在权益类产品设计和管理上还不能完全满足投资者需求。中金基金副总经理李永表示，公募基金目前的规模中，股票型基金仅有约1万亿元，其中既有刚性兑付理财文化原因，也有资本市场有效性不够、公募基金专业能力不足的原因。